空中天使：拼妈的节奏

　　在当今，教育“拼妈”已成为中国都市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。教育竞争的日趋激烈，一方面表现为孩子的受教育年龄不断提前，另一方面是家长对教育的高度介入。而这种介入往往是由妈妈们身先士卒、全力比拼的。她们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花在“陪读”、课程辅导、搜集各种教育信息以及和学校老师保持良好互动之上。甚至有观点认为，一个家庭的教育成功与否，很大程度是由妈妈们的比拼程度决定。

　　那么，这一现象会引发什么样的社会效应?形成教育“拼妈”这一表象背后的社会机制是什么?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一现象呢?

　　1、教育的母职化与父亲缺席

　　教育要“拼妈”，那爸爸去哪儿了?当教育“拼妈”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时，也就意味着父亲在孩子教育之中的“缺席”。第三期全国妇女地位调查显示，有职业的母亲中52.5%的人承担了辅导孩子功课的“大部分”或“全部”工作，而男性所占比例仅为16.4%。可见，父亲的教育参与度明显偏低。实证研究显示，父亲也不是全然不参与，但都是间断性或“一时兴起”式的。然而，父亲缺席也并不表明他们对孩子的教育不关心、不介入，他们往往在关键时候出马，比如择校、买学区房、升学填报志愿时。

　　当教育变成一种家庭投资行为之后，我们看到家庭内部普遍形成了一种新的性别分工模式——大多数父亲处于教育投资的决策者地位，而把需要耗时费力的教育介入和课业管理工作统统交给了母亲。

　　对于为什么多数父亲会缺席教育，最普遍也是最“合理”的解释就是：男人忙于事业，要挣钱养家，因而无暇顾及。这种性别分工规则，是建基于性别差异之上的：在职场上，男性通常比女性有更好的收益和晋升前景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贝克尔指出：“妇女的时间价值可能是较低的。”

　　但他却没有指出另一点，如果说女性时间价值较低是一个严酷的事实的话，那也是职场存在性别歧视所致。

　　教育的母职化和父亲的教育缺席，看上去是夫妻间基于经济理性的分工，但实际上却导致了教育的失衡。

　　2、教育“拼妈”导致教育焦虑症蔓延

　　由教育引发的焦虑情绪正在社会上蔓延。人民网的一项调查显示，92.8%的受访家长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存在焦虑心理。“教育焦虑症”主要发生在母亲身上，“妈妈们是此症高发人群”。家长类网上社区是妈妈们彼此交换教育信息、获得相互支持的重要阵地，但也是焦虑情绪相互感染并放大的场域。

　　有文章称，不应把“拼妈族”的教育焦虑归结为“社会焦虑”。理由是国外的全职妈妈比中国多，她们在对孩子的付出上一点都不少于中国的“拼妈族”，怎么就没听到她们的抱怨呢?因此，该文认为这些妈妈的焦虑源自好“攀比”和“炫耀”等个人问题。

　　教育焦虑症到底是个体性的还是社会性的?是什么使她们变得如此“疯狂”?

　　首先，教育焦虑来自对优质教育资源争夺的紧张。而这种竞争的残酷性在很大程度上为教育市场所操纵——市场本身需要制造需求和因匮缺造成的焦虑。从不断遭到质疑但又影响力巨大的“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”这样的口号，到不断翻新的家教新概念，从制造哈佛女孩的“成功母亲”的现身说法，到“教育专家的忠告”。这一切在引发母亲焦虑的同时，又仿佛在给出解答——教育市场能为你提供各种解决良方，只要你愿意为此付费。

　　其次，应该看到个体的教育焦虑也是由文化重构的“好母亲”标准所致。今天，一个母亲如果只能在生活上对子女尽养育之责是不能算优秀的，“母不在于慈而在于教”。而“拼妈”比拼的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的投入，还包括她们的“教育理念和自身的综合软实力”。网络上认为理想的妈妈要十八个“得了”——“下得了菜场，上得了课堂……教得了奥数，讲得了语法，改得了作文，懂得了琴棋，会得了书画……” 可以说，跟西方进入后工业时代之后媒体所塑造的“超级妈妈”相比，这一“全能妈妈”的理想化标准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因而，几乎所有的妈妈在此标准前都会感到巨大的压力。

　　3、如何看待中国的教育“拼妈”现象

　　有文章认为：“相对于‘拼爹’而言，‘拼妈’应当算是一种进步。‘拼爹’拼的是父辈的权势和财富，破坏了社会公平、阻碍了阶层流动，所以遭人诟病。而‘拼妈’则是一种个人竞争，且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。”引用一位职业为教师的妈妈的话：“拼钱、拼权、拼地位、拼关系，我拼不了，唯一可拼的是辅导孩子学习。”似乎教育“拼妈”拼的是妈妈的时间和精力，这要比拼权和钱公平得多。美中不足的是，妈妈们之间的过度比拼导致了教育焦虑等问题的出现。

　　但不得不指出的是，“拼妈”的背后还是“拼爹”。妈妈们拼的似乎只是个人的精力和能力，其实最终还是要比拼家庭拥有的各种资本，包括经济资本、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。即便仅仅是比拼实力，也需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支持。无论是购买学区房还是孩子上“补习班”，都需要一笔不小的支出。而低收入劳动者在经济资本、文化资本方面都毫无优势，几乎不得不放弃加入这场竞争。

　　“家长主义”在强调教育效能的竞争性话语下，以个体选择自由、家长自主择校、介入教育、家校联合的教育民主化等说辞，把教育变成一项比较家庭投资的体系。当然，最终个人教育的成败要由“投资者”——家长的选择偏好和介入能力决定。这一教育转向使拥有较多文化和社会资本的中等收入群体获益，而不利于底层家庭。因此有学者认为，“家长主义”使教育成为了一种事业，它更多地依托于家长的财富和意愿，而非学生的能力。这与强调机会均等的“能力主义”相悖，也和教育的公平性相悖。

　　“家长主义”之所以能在20世纪后半叶的英国以及欧美不少国家成为主流，是因为它正好同时吻合了保守主义以及自由市场双方的意向，成为当时社会不公平的替罪羊。它在“自由选择”、“家长权力”的名义下，将教育的不平等合理化，将教育与社会等级化的责任，推给个人与家庭。同时，它也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兴起相关。如今，整个社会的再生产方式已经变化，社会阶层的传承已不再完全依靠原有经济财富的传递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中等收入群体需依靠“文凭竞争”来确保其再生产的社会优势，而有能力的家长则为孩子购买有竞争力的优势。由此，教育不再与社会“公平”与“公正”相关。

　　在市场经济的影响下，“家长主义”迹象在中国也有所显现。尽管教育部门一向坚持“促进义务教育向公平、公正、均衡的目标发展”的非市场化原则，但当义务教育体系外滋生出庞大的“隐形市场”、教育变成“隐形市场”下的竞争时，市场原则已成为教育场域中强有力的行动逻辑，这不仅会侵蚀公共教育，还会强烈冲击到教育的公平性。